[选题历史背景及意义]

　　论文发表于2002年，作者在文章开头即提到：中国新闻事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西方传入的专业主义概念正逐渐成为显要议题。而我国的新闻改革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有自己的特征。

　　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这一研究就具有了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由于中国国情与西方社会有较大差异，因此研究“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界的发展就首先具有了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二，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的功能和保守趋向；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其三，由于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就成为考察的一个重要底色；又由于“专业主义”之形成在西方社会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因此，考察也就具有了反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这一更普遍的意义。

    案例来源：《成名的想象》，中国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刊出，作者：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研究的问题和假设]

　　作者的研究问题比较明确，即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专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它在中国新闻改革中正在如何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反映出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

　　但作者并没有进而提出比较明确的研究假设，而是叙述了他们这一研究的逻辑前提。作者提出，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已经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而不是学者们的遐思。首先，在实证考察中可以清楚看到新闻从业者对专业主义的概念之使用，包括“专业化”、“专业标准”、记者的观察者和揭露者的角色、专业伦理等等。其次，这些概念在业者当中之阑珊，说明改革的实践和话语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用以整合新闻从业者这以一群体，使之逐渐形成共享的涉及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

　　同时，专业主义也不是一些关于上述问题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作者认为，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普适性的专业主义语必须与在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下发生的新闻实践发生勾联，体现出其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形态。

　　以上两点即为这一研究分析的逻辑前提，并由此出发，还假设了更深一层的逻辑要求，即经济、政治、行业这三者之间制度原则的一致性是专业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即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上，西方的专业主义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服务全体公众为目的、以专业社区自律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是，由于个人与群体利益之间、经济与政治之间、公众利益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可避免的局部利益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专业主义的健全及内化必然是社会建构的持续性项目，以对这些张力与矛盾在变动的历史情境下不断作出调适。

[研究设计、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如何将研究问题具化到具体的研究方案？又如何将专业主义与当前中国新闻的改革实践相勾联？作者的研究设计如下图所示：（从右上起）

　　首先，作者提出，就“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这一问题，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articulation）。在这样的分析角度下，作者进而选择了“专业主义”来作为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方面。

　　接着，作者从众多对“专业主义”的分析视角中，进一步选择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构建和表述他们的专业理念作为本研究的切入，并将这个角度称为“成名的想象”。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fame）。这种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s），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考察新闻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的勾联。

　　在确定了考察的概念之后，作者首先回顾了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动态，即成名想象传统继承。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

　　准备工作就绪后，作者开始进入成名想象的话语空间分析。作者先确定了专业主义话语的“基模”，即由专业话语场域的各个向面构成的复杂多变的“元结构”。在作者看来，新闻专业话语场域由几对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概念构成。表一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抽象总结。　　

表一改革时期中国建构新闻专业名望的话语场域之构成　

图一新闻专业成名想象的实践空间

　　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当中，与上述的话语场域所勾联的是三种现实力量（图一）。专业成名的想象，是不同的权力（power）相互抵触、讨价还价（bargain）和调适的过程，形成改革过程中的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Tsou，2000）。对这些机制的探讨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正式和非正式的同行认可，权力机制的相互“收编”，以及组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身份互动。

[数据收集方法及实施过程]

　　本文所分析的实证资料主要来自于一年多的田野考察和深度访谈。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于2000年上半年，接受了执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在考虑可行性的基础上，在中国大陆选择了代表三种不同媒介-社会关系类别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对其中每个城市的主要综合性日报、晚报、都市报，以及电台和电视台（北京是中央和北京市两级，加上当时影响很大的北青报，广州是省市两级），用3-6个月的时间观察其内部运作，并体会在媒体的日常运作中新闻从业者所感受到的激励和限制。

　　而在进入田野之前，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对其主要中层和业务骨干的深度访谈。此外，在保障团队的内部一致性上，除了详尽的田野工作手册，研究者每周有固定的时间与进入田野执行的研究生们一起沟通，参与的同学首先在理念和认知上都对于中国媒介的现实发展有一定的把握，而所有进入田野的研究生，在项目执行之前都花费了三个月以上来熟悉相关的文献并进行讨论。

　　另外，作者还搜集了很多公开出版（包括在网上发表）的新闻从业者的自述，以及专业刊物上的理论和业务探讨。因而在文本分析中，主要运用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新闻工作者自述这三种实证资料。

　　由于这一研究隶属于一个关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大型研究项目，因此除了田野之外，还有针对7个城市新闻从业者和新闻院系学生（一年级、四年级、最近五年内的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整个研究持续的时间很长。田野的主体部分用了6个月，前后的深度访谈也持续了半年多。就这个单篇文章来说，从2000年夏天对田野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并讨论写作思路，到2001年夏天正式投稿，讨论、构思和阅读相关文献持续了约一年。

[数据分析过程]

　　作者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采用了这样一种分析取向，即将理念（ideation）、话语（discourse）、和实践（practice）放在相互推动的整体中来考察，并采用了“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即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由市场支撑和推动的“社会”逐渐“蚕食”集权制下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媒体的“社会化”──虽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改革的现实，具有更多的前瞻性──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重构的一部分。

　　文章对这三种资料进行历史-社会学话语分析，即将上述的三种实证资料都作为文本，置于中国传媒改革的具体语境当中，揭示其象征结构和语意体系。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考察在“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言行以及对“著名新闻工作者”的期待中，各种话语和实践如何表达了上述专业主义的话语成分。

　　研究者最初的研究计划只是一个很粗放的大纲，涵盖中国新闻改革从制度到内容的主要方面。对于新闻从业者专业主义理念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田野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逐渐每个部分都在不断具体化并不断与理论对接。在最后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先是根据讨论将很多资料划分单元并归类，然后再经过多次的邮件、电话往返讨论。写作时又不断地相互提问，并回到原始资料中搜寻，从而将故事阐释与理论路径相衔接。有时还需要重新返回田野现场补充缺失的资料。

[研究结论]

　　作者在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国新闻改革的话语场域集合了三个不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喉舌媒体”的传统，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形成了专业主义话语场域的多元和不稳定。这使得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份。

　　所谓局域呈现，可由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这无论是从对专业主义的论述还是对它的实践都是如此。其次，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就是说，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对于未来的中国新闻改革，也只有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非常牢固地以专业主义话语得到整合，才能抗拒市场对严肃新闻话语的侵蚀；只有将建立在专业主义基础上的对媒体、对新闻工作者的期待变为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才能抵御纯粹市场导向的新闻话语的蔓延（McManus，1994）。

[学术界对研究的评价：优点及不足]

　　《成名的想象》成就是显著的，它在搜集了田野调查、文献资料等科学的数据分析上得出结论，令人信服。其较高的转载率和知名度也说明该研究在学术界的较强影响力和启发效应。可以说，这一研究是对我国当前新闻专业主义的现状做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而一份好的田野调查资料能够被重复挖掘利用，产生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

　　对于《成名的想象》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研究方法本身的缺陷，即内在效度（研究结果能被明确解释的程度）较高，信度和外在效度（研究成果能被推广到其他总体条件、时间和背景中的程度）较低。作者试图考察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话语构建。就这一选题来说，田野考察和话语分析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深入地达到这一效果。但由于该研究仅选择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媒体进行调查，较难概括表现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整体情况。该文的研究者也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经费和时间等条件允许，应该选择一些内地媒体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

　　其二，资料和数据脱节。在最后的论文中，对由研究者田野考察得来的数据使用较少，对通过其他渠道，如作者观察、文献资料研究等得来的数据占较大部分，文中缺乏让人记忆深刻的生动案例。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团队较为庞大，并非每个参与研究的研究生都确切地了解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图；或者是参与田野研究的调查者水平有限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此论文本身是一项关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大型研究项目，而非专门的课题研究。

　　其三，该研究的研究者认为，其对微观的动态与宏观的结构之间的勾连描述和解读得不够，介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将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充分地展开，无法充分地阐述其研究的取向，也无法充分地展现新闻专业主义为何不是现成可套用的模式等等。

[该研究或理论后来的发展]

　　由于该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并且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对国内同类研究来说，在理论层面暂时还无法超越。因此，后来的研究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就其中一个方面的深入研究，或者相关问题的研究，对该理论本身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突破。

　　其中，比较多的研究是一是关于记者职业角色，如陈阳的《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周裕琼的《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影响》等。二是中国新闻职业化与新闻道德，如景刚的《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商娜红《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业》等。三是关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中的张力与博弈，如沈浩的《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谢静、徐小鸽的《媒介的组织传播模式及其与新闻生产的关系--上海与新加坡报纸的比较研究》等。

　　另外还有一些是关于新闻教育，如吴飞、丁志远的《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新闻与民主，如李艳红的《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媒介批评，如谢静的《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中国新闻改革，如李良荣、戴苏苏的《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以及媒介经营管理，如刘年辉的《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媒体人力资本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附件：研究者访谈]

　　邮件采访陆晔教授

　　1.关于合作研究

　　当年（2000年左右）为什么会跟潘忠党合作进行这一研究？是潘忠党找到了你，还是你找到了潘忠党？最初合作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是与陈韬文教授等若干香港中文大学学者一同在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申请的一个关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大型研究项目，除了田野之外，还有针对新闻从业者和新闻院系学生的问卷调查。项目申报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之一，除了研究旨趣相近之外，之前我已跟陈韬文教授有过一些合作，同时我自己正在进行一个教育部项目研究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

　　合作的过程里，你和潘忠党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协调两位学者合作研究过程里的矛盾和冲突？

　　整个合作研究的过程就是研究者之间不断磨合和沟通的过程，但是因为研究旨趣相近，其他的差异通过充分的沟通很容易解决。

　　你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意向准确传达给团队每位参与者的？你认为他们的资料收集是否符合你们的期望？这种较大规模的合作有何优点与缺陷？

　　合作研究的成就是显然的，《成名的想象》被引用率非常高，但是，有没有遗憾和缺憾，值得后来人借鉴和避免？

　　没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能准确传达给他人。除了详尽的田野工作手册，我们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与进入田野执行的研究生们一起沟通，参与的同学首先在理念和认知上都对于中国媒介的现实发展有一定的把握，之前也花大量时间大家一起阅读相关的文献和进行讨论，所以大家对于资料收集的看法总体上还是比较一致的。这样的合作首先需要每一个参与者的高度投入，以及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引用率不说明成就。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经验材料的收集我们都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最好。希望更多的学者可以超越我们。

　　2.关于研究方案

　　研究时间的分配：整个研究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田野研究的时间是多长？从结束田野研究到完成《成名的想象》一文，大致花了多长时间？

　　田野的主体部分用了6个月。前后的深度访谈也有半年多。整个研究持续的时间很长，因为还有问卷调查的部分。就这个单篇文章来说，如果从2000年夏天对田野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并讨论写作思路算起，到2001年夏天正式投稿，差不多讨论、构思和阅读相关文献持续了一年。具体动笔大概两三个月，投稿之后的评审和修改到正式发表也经过了半年。

　　对于田野研究而言，收集资料更花费精力，还是分析资料和写作更花费精力？收集资料过程里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分析资料过程里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

　　都很费劲。需要体力也需要智慧。

　　在开始进行田野研究之后，研究方案有无修改之处？哪些地方被修改了？能举例说明吗？

　　最初的研究计划只是一个很粗放的大纲，涵盖中国新闻改革从制度到内容的主要方面。对于新闻从业者专业主义理念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田野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逐渐每个部分都在不断具体化并不断与理论对接。

　　3.关于样本抽取

　　你文中提到该研究选择了3个主要城市的媒体，请问这三个城市是哪些？是以何种标准选择的？其中的媒体又是怎样选取的？是研究者先进入再决定的还是先决定再派入研究者的？你现在回顾，认为样本的选取是否有可以改进的余地？

　　三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广州，代表三种不同的媒介-社会关系类别，也考虑到项目执行的可行性。其中每个城市的主要综合性日报、晚报、都市报都包括在内，以及电台和电视台（北京是中央和北京市两级，加上当时影响很大的北青报，广州是省市两级）。在进入田野之前都分别完成了主要中层和业务骨干的深度访谈。如果有更多经费和人手，应该选择一些内地媒体。

　　4.关于研究资料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田野研究，所生产的研究资料被用于两篇文章里（另一篇是英文书籍论文），还有没有其他研究报告使用过这次田野研究的资料？这些研究资料对后续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止这两篇。我，潘，陈韬文，都还分别写过其他的论文，比如我的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比如在我后续有关新闻教育、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的论文中除了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外，也使用了田野和深度访谈的内容。这些资料让我们形成了对于中国媒介改革现实的丰富性的理解。

　　5.关于田野研究的执行

　　在阅读《成名的想象》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理论水平很高，但是田野资料里，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动的个案细节材料，在这篇文章发表9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够记住里面的个案材料，但是潘忠党更早时候发表在台湾《新闻学研究》上《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研究》里有很多生动的细节描写。造成这一缺憾的原因是什么？

　　不觉得这是缺憾。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论文目标不同。

　　跟田野研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主要是年轻的研究生有关吗？怎样才能提高研究者的观察和记录能力？什么样的研究者才能在田野里捕捉自己需要的研究资料？

　　好的田野研究者需要对研究所需的理论有较好的把握。所有进入田野的研究生，在项目执行之前都花费了三个月以上来熟悉相关的文献并进行讨论。

　　6.关于研究报告

　　阅读《成名的想象》，感受之一，是能够体会作者竭力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理性的文字之下。学术研究需要立场中立，怎么在中立和主观感情之间维持平衡？

　　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是也需要强有力的理性的中立的研究态度。

　　田野研究很容易捕捉到具体的故事，但是学术研究要求抽象和理论色彩。那么，怎么从具体的故事到抽象的理论？（这恰好是很多田野研究并不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作者能够多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给后来人以更有效的指导。）

　　故事和细节本身是会很吸引人的，但是对故事的阐释需要明晰的理论路径来搭建概念关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路径的逻辑关系都是必需的。

　　《成名的想象》全文的写作框架是怎么确立的？文章的研究资料分析部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是怎样从田野笔记里归纳出来的？全文的结论是在哪个研究阶段被总结出来的？是随着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吗？

　　写作框架和研究结论都是在不断讨论、分析和解读材料、阅读相关文献、再讨论、再分析和解读材料……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

　　7.关于研究结论

　　在发表9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当初的研究结论，作者认为，有无修改的必要？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是否验证了当初《成名的想象》一文的结论？

　　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形态及相关影响因素，不是为了预测中国媒介改革的路径，所以无所谓是否验证。

　　为什么文章的名字定为“成名的想象”？“名声”或“职业声望”是理解整篇文章、整个研究计划的核心词吗？作者怎么看待“记者追求职业名声”这一现象？

　　专业名望这个术语并非整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核心，但是确实是在大量的经验资料中我们看到其对于整个新闻从业者群体的深远影响。

　　如果能够重新做一次研究，研究者希望哪些方面能够得到改进、以推进研究成果？整个研究过程里，研究者的经验、教训和遗憾是什么？

　　我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没有遗憾。

　　8.关于研究后续

　　你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否有新的进展？这一领域现在国内的研究进度如何？你期待《成名的想象》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内容方面的、方法方面的或是其他方面的？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一研究的有缺点？对学术界对此文的评价有何看法？

　　我个人暂时不会在有关媒介组织、新闻生产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领域继续下去，因为在理论层面暂时还无法超越。国内的同类研究亦如此。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内有关新闻专业主义最深入全面的阐述，至于学术界的看法，首先我不确定学术界究竟由谁组成，其次学术成果有其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生命价值，所以各种看法和评价都不是我需要去格外关注的。

　　对上述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潘忠党老师和项目组其他学者的看法！

邮件采访潘忠党教授

　　1.关于合作研究

　　当年（2000年左右）为什么会跟陆晔合作进行这一研究？是陆晔找到了你，还是你找到了陆晔？最初合作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合作的过程里，你和陆晔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协调两位学者合作研究过程里的矛盾和冲突？

　　合作研究的成就是显然的，《成名的想象》被引用率非常高，但是，有没有遗憾和缺憾，值得后来人借鉴和避免？

　　《成名的想像》一文，是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那是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我当时也在那里任教）的陈韬文老师合作并得到香港研究委员会（HongKongResearchCouncil）资助的项目，项目的主旨是考察中国媒体／新闻改革中观念与体制的演变过程。我们需要一位对国内业界比较熟悉、善于与业界人士交往并具有足够学术训练的人一起展开这个项目，尤其是实地考察和深入访谈的部分，于是我与陈老师想到了陆晔，并申请香港中文大学聘请陆晔去做博士后的资助，这样，她就成为了我们项目组的一员。

　　在执行中，陆老师与我主要合作从事田野考察和深入访谈，其实田野考察在陆老师加盟前就已经展开了很大部分，但比较局限在北京，由于她的加盟，我们拓展到了上海、广州、武汉。我们在合作中完全是自由讨论式的，陆老师具有较高的对国内情况的敏感，而我与陈老师多在理论阐释、研究方法、执行步骤等方面作具体规定。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产生过够得着称为“矛盾”或“冲突”的意见不一致。

　　写作《成名的想像》的过程比较漫长，我们在1999年秋季和2000年春季陆晔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就开始了，我们是一边做田野、搜集资料，一边讨论。我曾经设想写本书，《成名的想像》这个主题在讨论中明晰，本来是作为书的一部分来设想的。后来，我离开香港到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访问，在那里期间，很多事情发生了些变化，写书的计划流产了，但我们想把这个题目作为一篇论文写出来发表。但我们资料非常地多，要表述的内容也非常多，我们原稿有5万多字，没有任何期刊可以发这么长的论文。最后经《新闻学研究》匿名评审后，我们根据主编的意见，将文章改写成了现在这个版本。

　　要说遗憾，有很多。第一，我们运用的理论概念比较多、杂，在浓缩版本中难以完全展开，给人造成词汇堆积的印象。也许，我们应当就这个主题写本书的。第二，在这样的篇幅里，不但很多鲜活的材料被删除或一笔带过，而且解读也不够深入和展开。第三，由于上述的原因，读者多会误读我们所阐述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我们运用这个概念／理论的逻辑，结果有人说我们在盲目地推崇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人说我们是在用西方专业主义来评判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工作，等等。

　　2.关于研究方案

　　研究时间的分配：整个研究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田野研究的时间是多长？从结束田野研究到完成《成名的想象》一文，大致花了多长时间？

　　对于田野研究而言，收集资料更花费精力，还是分析资料和写作更花费精力？收集资料过程里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分析资料过程里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

　　在开始进行田野研究之后，研究方案有无修改之处？哪些地方被修改了？能举例说明吗？

　　整个大的研究项目历时三年，其中形成《成名的想像》的田野工作断断续续地从事了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写作，如上所说，因为种种原因，拖的时间比较长，是田野工作完成一年多后才完成的。这其中有我远在美国，而陆老师在上海的缘故。部分的历史资料的搜集是我在密执安大学访问期间利用该大学馆藏丰富的中文资料完成的，写作是陆老师开始动笔，然后那年暑假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用了近三个月时间重写、修改、定稿的。

　　田野考察的研究，资料搜集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因为需要深入一个点、一个人、一件事，还需要将大量不成形的资料（田野日记、访谈记录、报刊文字等）都整理归类，工作量很大，所需时间很长。其次，田野考察中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将某些貌似“鸡毛蒜皮”或“旁枝末叶”的东西不当回事儿，因为习以为常而不认为它们有解读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回来整理资料时才发现有很多遗漏，需要重新返回现场。做田野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进入（access）难，很多单位对学术毫无尊重，不许进入，或者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期待有物质的补偿才准入；第二是访谈对象的话语管理，在我们访谈中或在我们在场情况下，用摸棱两可、冠冕堂皇、不着边际的语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忽悠”）跟我们交谈，我们需要经过很大努力，才能建立起信任，进入所谓“熟人”的语境空间，得以坦诚交流。田野工作中遭遇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的处理，本身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动态的良好文本。我们曾经讨论过将此写出来，遗憾的是，我们各自都忙于其它事情，无法将这愿望付诸行动。

　　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资料的量非常地大，但又非常地琐碎，而且以多种类型（根据资料产生的场景和存在形态划分）存在，如何提炼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比较系统，但又必须避免机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根据我们三人的讨论，由我和陆晔老师将很多资料先划分单元并归类，然后我们多次邮件、电话往返讨论。写作时又不断地相互提问，回到原始资料中搜寻。

　　我们的研究方案有了很大修改。原本只设计了田野考察部分，但有些地方我们由于人手缺乏而无法长期在场考察（比如广州、武汉），还有是，我们田野考察进行了一年多后感到，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资料就可解读出的意义而言已经出现很大重复，也就是说，人与事也许不同，但意义没有新鲜的了。这就是到了在我们原有视野下所能做的田野考察“穷尽”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将项目后半部分改变成问卷调查，在上海、杭州展开，同时平行的是7个城市新闻院系学生（一年级、四年级、最近五年内的毕业生）的问卷调查。项目的这部分形成了我与陈韬文老师合写的论文--《从媒体范例的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

　　3.关于研究资料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田野研究，所生产的研究资料除了《成名的想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研究报告使用过这次田野研究的资料？这些研究资料对后续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次田野考察的资料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尤其是我从香港转到美国任教）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除《成名的想像》一文外，陆晔老师还写过一篇发表于《21世纪》。我和陆晔老师还有一篇英文的论文《LocalizingProfessionalism》发表在李金铨老师编辑的一本论文集当中，我在另外两篇英文论文中也采用了部分资料。但到我写这后来两篇英文论文时，我对我们的田野考察资料所能呈现的现象背后的宏观体制问题更关注，也改变了一些看法，从写《成名的想像》时的乐观和激情，转变为更加悲观和冷峻。两篇英文论文的中间产品是我发表在《文化研究》第七期上的一篇探讨国家法团主义和有限创新的论文，题目是《有限创新与制度变迁》。

　　4.关于田野研究的执行

　　在阅读《成名的想象》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理论水平很高，但是田野资料里，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动的个案细节材料，在这篇文章发表9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够记住里面的个案材料，但是更早时候，你发表在台湾《新闻学研究》上《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研究》里有很多生动的细节描写。造成这一缺憾的原因是什么？跟田野研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主要是年轻的研究生有关吗？怎样才能提高研究者的观察和记录能力？什么样的研究者才能在田野里捕捉自己需要的研究资料？

　　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因为篇幅太长了，我们不得不删减具体、鲜活的资料。当然，你提出的假设很对，其中一个鲜活观察的贫瘠的原因，也是因为田野工作者不够敏感、缺乏细致观察和叙事性记录的能力有关。

　　我前面已经谈到田野工作所从事工作的内容。一个好的田野工作者，必须是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家，在平凡中看到不平凡的细节，比如人的衣着打扮、人在对话中的表情和手势等。好的田野工作者还必须具有特殊的敏感，犹如好的文学、文艺批评家必须对文本具有特殊的敏感一样，能够unfamiliarizethefamiliar，unnaturalizethenatural（抱歉，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才好），能够具有发达的想像力，在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中间“看”到联系。好的田野工作者还必须是很好的“storyteller”，能够将所观察、访问的细节以有情节、有人物、有感情流动的方式准确记载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journalkeeping的传统，所以如此好的田野工作者非常难觅。

　　其实，新闻专业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要培养这样的讲故事的好手吗？可惜，我们现在的新闻实务教育极少从这个方面着力。我们很少以阅读、欣赏、分析比如托尔斯泰、图格涅夫、茅盾、沈从文等作品的方式，培养学生们观察、描绘、讲故事能力。

　　5.关于研究报告

　　阅读《成名的想象》，感受之一，是能够体会作者竭力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理性的文字之下。学术研究需要立场中立，怎么在中立和主观感情之间维持平衡？

　　田野研究很容易捕捉到具体的故事，但是学术研究要求抽象和理论色彩。那么，怎么从具体的故事到抽象的理论？（这恰好是很多田野研究并不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作者能够多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给后来人以更有效的指导。）

　　《成名的想象》全文的写作框架是怎么确立的？文章的研究资料分析部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是怎样从田野笔记里归纳出来的？全文的结论是在哪个研究阶段被总结出来的？是随着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吗？

　　是的，我们是将情感压抑着的，试图用理性的学术语言来讲述一个故事。保持这样的距离，对作者显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反思自己的材料选用和解读；对读者来说，这也是必需的，因为它给读者呈现出足够的空间，来寻摸作者的立场和视角，以批判地分析作者解读的问题。但是，情绪是不能完全这么压制的，作者必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写了个激情迸发的“后记”。显然，这个后记不可能在学术期刊上发，我们在挂到网上的那个版本中包括了进去。

　　如果要讲清楚文章几个部分如何从田野笔记、资料中归纳出来，那是比较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很简单，如我前面所解释的，我们是保持了一个在田野考察与理论探讨之间的来回互动。这个论文的题目产生得比较早，是在田野考察后期，我们一起讨论用些什么的主题归纳并解读田野资料时就定了这样的题目。灵感来自田野：我自己的大学同学在多年不见后，相互介绍时，会用“xx名记”、“xx大腕儿”等这样的语汇。但题目确定后，要将田野资料归纳、统筹称为一个完整的叙事（包括这么三个方面）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在动手写导言时，还没有明确这么三个分主题，但导言一旦形成，论述的路径就明确了，这三个方面就呼之欲出了。

　　6.关于研究结论

　　在发表9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当初的研究结论，作者认为，有无修改的必要？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是否验证了当初《成名的想象》一文的结论？

　　为什么文章的名字定为“成名的想象”？“名声”或“职业声望”是理解整篇文章、整个研究计划的核心词吗？作者怎么看待“记者追求职业名声”这一现象？

　　如果能够重新做一次研究，研究者希望哪些方面能够得到改进、以推进研究成果？整个研究过程里，研究者的经验、教训和遗憾是什么？

　　当初用《成名的想像》，是希望以“记者如何看待并追求职业名望”作为一个切入点，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根据这样的信念而展开其实践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如何构成了“新闻改革”这个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但是，“职业声望”并非项目的核心概念，也并非本文的核心概念，核心的理论概念其实是“话语实践”、“accomplishprofessionalism”、“实践的逻辑”，只不过，我们将这些具体化在新闻工作这个场域和中国改革的这个历史场景中了。

　　如我前面所说，我自己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名的想像》本身的结论没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因为该文是对90年代中后期的现象的解读，关注的重点又在微观的层面。可以说，至今，该文的基本解读和结论依旧有效，虽然具体表现形态是不同了。

　　要说缺陷，我是觉得我们对微观的动态与宏观的结构之间的勾连描述和解读得不够，但这也不能苛求，因为那篇东西已经超长了。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如果我们当初坚持将写书的计划付诸实现可能就好一些。一本论著能提供更大的空间，让我们将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更充分地展开，也许，我们就能更多地勾连微观与宏观，更充分地阐述我们研究的取向，更充分地展现新闻专业主义为何不是现成可套用的模式等等。

　　希望这些回答是你所需要的。谢谢！